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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法典编纂或法典化是一种解决法律冲突、实现体系内部融贯的工具，还是一种处理法治冲突、实现法律形式理性的思维方式。
总之，要尽可能结合现有法定概念来框定现有的有关人员，在现有法定概念能够表达清楚相应的监察法制内容时，不进行新的法律概念创设。而在《监察法》视域中，受委托组织的人员在受监督层面与被授权组织的人员处于同样的受监督地位，其行为产生的后果相当。
但基于合宪性的要求，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公职人员的差异予以弥合。这一过程要以宪法精神作为统合标准，其本质是已经入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国家层面的民主、社会层面的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的具体化及融贯协调。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是其组成部分。但《地方组织法》在以后的六次修正中没有再增加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即便是在2018年《监察法》通过之后，也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进行修改，或增加其他的相关规定。就善治而言，其一定包含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而同时也一定涵盖在监督基础上的权责统一。
进入专题：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监察法 。就针对个人的监督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下简称《统计法》）的制度设计比较特殊，即便其在2009年进行的上一次修订，也同时在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方面规定了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给予处分或在接到处分建议时及时做出决定的职责。如果这一领域缺乏必要、充分的法治保障，会产生更大范围的影响效果。
它一般发生在抽象概念（或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学者通过借助某种典型或者标准形态的设定来诠释相关的类似情境。[44][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3页。[27]3.促成特定政策目标实现的扶助型给付义务扶助型给付义务争议多围绕是否履行给付义务以及是否符合给付目的等展开，强调资金投入和使用的特定性。[19]再如，在李小平等诉长沙市芙蓉区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局救助上诉案中，上诉人已获拆迁住房安置，故不符合相应条件，民政部门对此作出了停发决定。
[73]参见沈政雄：《社会保障给付行政法学分析——给付行政法论之再开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02页。如救助型给付主要表现为一种受益行政，但停发、减发、终止发放等情形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侵扰。
由此，我们需要去确定哪些给付义务必须由行政来承担，即行政给付义务的底线为何。行政给付中的给付则是一种行为属性描述，即一种受益性地给予物质帮助的行为。[4]参见章志远：《给付行政与行政诉讼法的新发展——以行政给付诉讼为例》，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32]《退耕还林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对退耕还林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制。
多数情形下，道义上的给付义务发挥着补充作用。整体来看，无论是何种层面的行政给付义务最终均服务于实体权益实现目标。同时，这也是社会行政法分论研究的一种尝试，即通过对行政法各论之考察，探讨个别行政领域的事务性质、实务运作及规范模式，提炼出中度的抽象水准之法律原理。如，在王某先等人诉被告重庆市某区工伤保险管理所、第三人重庆某煤矿公司不履行行政给付义务案中，法院将劳动关系解释为包括事实劳动关系。
总体来看，法定职责类的给付义务占多数，此类案件所涉项目繁杂，但与以协议方式展开的行政给付一样，常以是否满足待遇资格条件为重要审查内容。个人就医后请求医疗保险待遇给付，看似最终由医保基金来给付，但实则因属个人账户、国家缴费部分等因素，同时存在法定与约定给付义务。
因此，需要从平等原则等宪法视角给予进一步关注。[40]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桂行终4号行政判决书。
本文旨在提供一般性的整体法律调整框架，侧重于理论架构，其中若干细节未能进一步展开，至少仍存在如下命题需进一步探讨：尽管各国行政给付的发展历史迥异并受制于该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影响，但实际上大体与本文所归纳出的几种类型一致。例如，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中的补贴发放，只有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达到政府相应要求之后，才可以领到补助。[69]有学者认为，随着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责任开始逐渐由履行责任转为担保责任。从检索案例的情况来看，案件数量庞大，总计14257例[10]，主要源于以上述项目为标题的案例。[59]我国生存权具有广泛涵义，不仅意味着存在或者活着，同时意味着更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即拥有食物、住所、衣物、卫生保健甚至还包括拥有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将避免由于配给正义原则可能导致的不正义分配的积累，保证一国之内的分配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符合正义要求的。
其次，还应关注公平、均等等权益实现的判断标准。在具体事项上，如在退耕还林的运作过程中，行政给付和行政补偿会同时存在，如可能会由当地政府发放一定的补助款或者给予相应保障，形成行政给付，也会基于财产权等损失来提供补偿。
也就是说，给付义务履行能力会随着财政能力而改变，预算会形成给付范围的地方差异，进而并非所有给付都会成为法定职责并具备预算法上的支持，此时便是道义基础上的给付义务来发挥补充作用。[43]总体来看，基于协议约定的行政给付义务，在司法裁判中主要集中于所涉合同是否属于行政协议、所涉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内容。
[49][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这些目的都含有道义给付的承诺特征，是政治承诺的法律化。
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治理模式，这些鳏寡孤独人员需要被安置，由此在《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交由政府与村委会或者五保供养机构签订供养服务协议来具体落实。这种责任与国家担保责任相关。即使是国家义务，基于财政和给付目的实现的便利性等因素，给付义务主体实际上也会转为私主体，由此便产生了诸多问题。为对应这种类型化研究的要求，本文所选取的案例只是具有典型样态的案例。
对价性社会保险待遇类给付则基于缴费主体的不同（即单位、个人与国家），由此对应不同的责任分担。如扶助型行政给付，给予过多便存在过度给付进而要求纠偏。
[9]类型化是中端的规范指引。存在对价性质的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则时常因这种对价带有强制性色彩。
其二为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9]。[21]参见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2018）冀0205行初19号行政判决书。
[5]总体上，关于行政给付义务的学术期刊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06年之前，且缺乏体系性研究。较为特殊的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基于授权会具有行政主体地位。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素来重视道义，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讨论，以义统利、重义轻利几乎是众多思想家的共同观点。
道义基础上的行政给付义务并不具有必然拘束力，后续给付请求权也无法证成，政府何时启动给付、给付对象以及给付数额等都具有极大裁量色彩，更接近于一种政治或政策产物。[46]对于道义的理解可参考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相关论述，他主张每人都具有必须被他人所尊重的价值或尊严，不允许其他人奴役我们或迫使我们做出非自由意愿的行为，即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在其自身即是目的[47]。
[13]但在行政给付之中，这种法定职责的依据常被扩大至规范性文件。对于这种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依二元法律关系状态下的授权或委托抑或行政主体思路来解决，需要更多地借助法律关系线索加以厘清。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认为，法律规范上的正义是法律思想认为可以在法律惩戒的威慑下，得到明智而有效执行的那些道德。鉴于给付义务履行中仍会涉及侵害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即其中保障自由权的初衷、侵害保留的存在，在这种涵义上法律保留原理应予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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